图片来源：长岛有里枝（Yurie Nagashima，1973），1997年
日本女权主义历史的形成
The Making of a History of Feminism in Japan
作者：上野千鹤子（Chizuko Ueno，东京大学社会学系，1948- ）
译者：陈荣钢
引用[APA]：Chizuko. (1996). The Making of a History of Feminism in Japan. 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1), 170–191.
去年（1994年），岩波书店（Iwanami Shoten）着手出版一套八卷本文集，题为《日本的女权主义》（Feminism in Japan）。我是这套文集的共同编辑之一，此外还有三位女权主义学者，分别是井上辉子（Inoue Teruko）、江原由美子（Ehara Yumiko）和天野正子（Amano Masako）。出版这套文集的想法让读者和作者感到震惊。人们意识到，女权主义已经到了反思过往成果的阶段。此外，令人们感到有些惊讶的是，日本老牌出版社之一的岩波书店竟然同意推进该女权主义项目，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一些撰稿人对自己像博物馆里的遗物一样被纪念感到不好意思。一些读者担心女权主义已成建制，从而被制度化。诚然，日本女权主义已经积累了一段历史。它有自己的历史，并已成为20世纪后半叶挑战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它已经成为可以世代传承的东西。在女性研究课上，我们的学生都出生在妇女解放运动之后。对我们来说，女权主义在我们之前并不存在。对他们来说，女权主义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是可以继承、修改、抵抗或远离的东西。我们决定将这套文集取名为“日本的女权主义”，这样做有几个原因。首先，我们想消除对日本女权主义是“西方舶来品”的偏见，并证明它有自己的存在理由，有自己的独到声音和话语。第二，我们希望打破日本的单一族裔迷思，在那些声音中，非日本人（例如生活在日本的朝鲜女性）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收录最初用日语写作和出版的女权主义著作，力图表达日本女权主义思想的多元性质。第三，我们关注外国读者，大家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我们相信，在我们赞美多样性的同时，谈论世界上各种各样女权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你可能注意到了，我刻意避免使用“国际”（international）社会这个词。我将在后面谈到，我认为女权主义不能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站在一起。我不希望我的国家（nation）代表我，我也不试图代表我的国家。我确信我的国家不希望由我来代表，因为我认为，女权主义是一种批判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它寻求的是“人际”（inter-people）关系，而不是“国际”关系。在编纂这套文集时，我们试图利用小规模出版物，如小册子、新闻刊物以及既有的研究。最近出版的《日本妇女解放运动历史文献集》（1992-95）对我们帮助很大。这些文献由三卷大部头文集组成，是三位女性和一位女权主义出版商的产物。这些人收集了大量的私人小册子和新闻刊物，发行量很小。她们把材料存放在纸箱里，希望有一天能出版，但是因为商业上的困难而被拒绝了。一家出版商提出选择性地出版这些材料，以便编写一部精简的选集，但她们拒绝删减这些材料。最终，一位女权主义者出版商（京都一家女性书店的老板）同意以非盈利的方式出版整个系列。日本女权主义遭受无知和敌意的偏见。编纂一部日本女权主义的历史，也是为了反对这些偏颇的形象，恢复一个准确的现实。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讨论其中的一些负面形象。日本女权主义的“隐形”（invisibility）是众多负面形象之一。外国人（甚至是女权主义者）会问一个让人恼火的问题：“日本有女权主义这种东西吗？”这个问题只能说明他们的无知。女权主义在日本确实存在，已经存在，并将存在下去。在日本这样一个性别隔离的社会中，如果你访问公司和政府部门，你很少会看到身居高位的女性。位置越高，女性坐镇的概率就越小。因此许多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女性是隐形的，女权主义者更是隐形的；在公共领域，女性是缺席的；在一个性别隔离的社会里，这些领域里找不到女性。但是，在草根社会活动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女性（虽然不是有权势的那种女性）。去年，在日本基金会的支持下，我组织了一次欧洲女权主义者和日本活动家的交流项目。十名欧洲女性参加了一次团体游历，参观了日本当地围绕各种政治问题组织起来的妇女团体，例如反污染、军事强奸和卖淫。日本女性的积极参与和强大的存在感给参加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你不接触那些草根活动家，她们对你来说就是看不见的。她们中的大多数是家庭主妇、个体经营者和自由职业者。她们很少是全职工作的女性，因为职业女性的时间是稀缺资源。这些草根活动家行使政策决策权，她们已经成为地方一级公共机构的代表，她们的政治力量也不能再被忽视了。女权主义是西方舶来品；
女权主义是由激进新左派女性倡导的东西；
女权主义源于受害妇女的个人怨恨；
女权主义否定母职（motherhood）。
我想通过分析这些负面形象形成的原因以及它们的影响，来挑战这些负面形象。我将进一步讨论它们在当代背景下的影响。我们还没有克服这些负面形象。即使在今天，克服它们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在日本有一种流行的迷思，认为一切坏事都来自外部。日本的大众传媒和保守的知识分子一直认为，日本的女权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这种形象在20世纪90年代仍然被家庭社会学家Ariji Toru等学者重申。他在1994年写道：“1970年10月，在美国妇女的一次示威之后，妇女解放组织在两个月内登陆日本。”Ariji Toru认为，日本女性只是在模仿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这种观点代表一种普遍的假设，也就是说，在整个战后时代，日本总是跟着美国走，只是时间上有一些延迟。秉承着日本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原创的迷思，Ariji Toru不仅暴露了他的排他性民族主义，而且贬低了女性，认为她们没有能力独立决策。但在60年代末，当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没有人称其为西方的舶来品，而是说它具有全球同步性。部分问题在日本女权主义本身，因为它用英文单词“Women’s Lib”（“妇女解放”）来标识自己，而不进行翻译。这就让人们误以为，“解放”（lib）是从西方舶来的东西。回顾女权主义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是错误的。确实如Ariji Toru所言，日本的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发生在1970年10月。然而，在那个时候，这场运动还没有把自己称为“解放运动”。虽然参与这场运动的人知道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但尽量避免与该运动产生联系，因为日本媒体已经嘲笑它一段时间了。一年后的1972年5月，日本的女权主义者才敢于把“解放”用作自己的名字，但当时距离运动开始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因此，很明显，“解放”这个词没有从一开始和这场运动一起出现。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兴起与世纪之交的第一次浪潮同时并发，后来“妇女解放”被纳入其中。藤枝零子（Fujieda Mioko）指出了发达工业社会妇女解放运动的四个共同点：
- 目前的运动与早期关注妻子和母亲权利的妇女运动之间存在时间差；
上世纪60年代末，当日本实现“经济奇迹”时，这四个要素成为日本的特征。工业化取代了自营职业者（大部分是农民），形成了大量的中产阶级，它把男人变成了勤劳的商人，把女人变成了男人的全职家庭主妇。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将美国女性面临的问题称为“无名的问题”（unnamed problem）。到60年代末，日本女性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有一种误解，认为第一批女权主义活动家是好战的新左派女性。首先，这是不正确的。其次，这种标签被用来攻击偏离女性特质（femininity）的女权活动家。从历史上看，妇女解放运动始于大多数新左派运动结束后。的确，在女权主义活动家中，有一些以前的学生活动家，但作为社会主义者，她们已经感到失望和背叛了。有些人曾在新左派运动中挑战男性统治地位，并受到男性同行的敌意批评。田中美津（Tanaka Mitsu）是70年代日本女权主义的一个活跃声音。她的第一份重要声明题为“从厕所解放”。当时，“厕所”这个词被用来委婉地指代那些为男性学生活动家提供免费性服务的女性。在她的论文中，她提到了前军事慰安妇，她知道“公共厕所”这个词也被用作这些性奴隶的委婉说法。这个词清楚地表明，男性活动家利用了他们女同事的性欲。女性被分为两类，情人和妓女。田中美津认为，如果你想得到男性活动家的爱，你就必须接受追随者、照护者和女管家的身份。如果你想作为一个与他地位相当的活动家参与进来，你就必须否认你的女性身份。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被男人“占了便宜”，尽管你为国效力，他们还是看不起你。这种情况与传统的父权制没有什么不同。当日本联合赤军在1972年发动恐怖行动时，士兵们在他们的营地里自相残杀。人们震惊地得知，女性领导人永田洋子（Nagata Hiroko）在这次集体谋杀中起了主导作用。大众媒体再次试图将这种暴力认定为激进的女权主义，但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指控。相反，女权主义非常批判极左分子，后者残酷地杀害士兵，还用同样的理由杀害了怀孕或成为母亲的女兵，因为这些妇女对军事毫无用处。田中美津认为：“正因如此，解放运动离开了新左派。”然而，田中美津表现出对永田洋子的同情。她误将自己和永田洋子视为被父权制所害的女性。田中美津还问道：“当永田洋子以父权行为者行事时，我却在参与女权主义。是什么使我们的选择不同呢？”田中美津意识到一个陷阱，当一个女人想取悦男人时，她就会像永田洋子一样为父权制行事。二十年后，年轻的社会批评家大冢英志（Otsuka Eiji）将日本联合赤军1972年的谋杀案总结为男性原则和女性原则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们既体现在女性身上，也反对女性。这个矛盾不属于过去，因为竞争的社会总是把效率原则强加给女性，因此把女性的生育功能视为一种障碍。如果一个女人不能达到男人的标准，她就必须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日本一直有负面宣传，认为女权主义代表了缺乏体力和心智的妇女的怨恨。她们很愤怒，仅仅是因为她们没有从这个社会中受益。因此，女权主义成为一种“奴隶伦理”（slavery ethic），正如尼采所说，没有人能够打败“受害者的正义”（the justice of victimized people）。一群名为“Chupiren”（中ピ連）的女性抗议者强化了这一形象，她们的名字是“妇女堕胎权和避孕药协会”的缩写。她们戴着粉红色的头盔，在公共场合指责男性“罪犯”，这成为大众媒体的焦点，她们也被当作激进女权主义的讽刺对象。然而，事实上，她们只代表当时少数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她们的形象让其他参与女权主义的严肃女性感到害怕，也威胁到一些不想让自己的女权主义被视为个人怨恨表达的女性。同样的逻辑在今天仍然被用来嘲笑女权主义者对选美比赛的批评。由于父权制将女性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别——受益者和不受益者，因此冲突从女性和父权制之间转移到女性之间。有理由认为，唯一批评父权制的女性是那些没有从中受益的女性。选美比赛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们被告知，她们没有理由去打断那些确实希望从父权制中获益并有能力从中获益的其他女性。这些“受害妇女”寻求的正义与其反讽的“政治正确”有关。她们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她们是“政治正确的”，可她们从来没有被任何人认真对待。日本女权运动的历史表明，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在如此简单的逻辑之上，尽管它的形象被扭曲了。女权主义充分认识到，女性既可以是压迫者，也可以是被压迫者，就看如何从这一制度中获益。早在1971年，一位女权主义学生活动家的话就指出了同时作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女性复杂性：身为被男人压迫的人，又是其他妇女的压迫者，我感到很纠结。我是一名日本女性，我对压迫被殖民的朝鲜妇女负有责任。我对日本士兵对朝鲜妇女的军事强奸负有责任。父权制的陷阱使我们陷入既是压迫者又是被压迫者的悲惨境地。你不能只成为被压迫者，却对压迫性社会无罪。这是一位日本妇女对军队性奴的最早言论之一。过了四十五年，直到1991年韩国女权主义的兴起，受害的朝鲜妇女才打破沉默。女权主义带来了范式的改变，将儒家社会中的强奸从受害者的耻辱转化为罪犯的罪行。在此之前，虽然事实众所周知，文件也是公开的，但除了大约二十年前的几个女权主义者，没有人质疑它们。田中美津也在她最早的一篇著作中提到了朝鲜的“慰安妇”问题。日本女权主义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亚洲的殖民主义。吉本隆明（Yoshimoto Takaaki）是日本所谓进步的男性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女权主义必然导致女性对母职的否定，并相应地导致不生育和虚无主义。他对女权主义的（错误）理解呼应了一种观点，认为女权主义是一种从西方舶来的现代个人主义形式。作为证明，他援引了目前出生率的下降。吉本隆明是错误的，但不幸的是，他对女权主义的理解已经被广泛接受，并被用来攻击女权主义。他的观点在三个方面是错误的——在理论上，在实践上，在历史上。首先，在理论上，从第一波女权主义浪潮开始，人们就一直在试图调和母职与强加的个性（individuality）观念之间的矛盾。这导致女权主义者对不分性别的个性概念提出质疑，因为基于这种概念，女性及其生育功能被视为多余或次要的东西。日本女权主义从来不拒绝母职。相反，从第一波女权主义到今天，人们一直要求母亲的权利。特别是在1985年，当《平等就业机会法》（雇用の分野における男女の均等な機会及び待遇の確保等に関する法律）得以通过时，情况更是如此。大多数女权主义团体要求的不是“保护母职或平等”这种被迫的选择，而是“保护和平等”，不管这听起来多么矛盾。保护母职一直被视为女性的一项权利，也不是用“平等”来交换的东西。第二，在实践上，当70年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开始时，堕胎的权利被政治保守派限制。但是女权主义者并没有专注于保住现有的堕胎权利。她们坚持女性的生育自由，她们也声称，“妇女做母亲的权利”是“妇女不做母亲的权利”的另一面。日本妇女认为堕胎权是一种强制性的选择，否则就不必行使堕胎权。在20世纪60年代，在没有任何政治压迫或控制的情况下，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实现了人口控制。因此，日本成为面临人口爆炸的发展中国家的典范。日本的人口控制是通过男人和女人的个人决策来实现的。然而，在这些看似自愿的决定背后，有人抱怨说，日本夫妇无法生育他们想要的孩子，因为社会和经济环境不允许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意外怀孕的问题通过堕胎得到解决，堕胎也使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已婚妇女受益。有了宽容的堕胎法，日本以“堕胎天堂”这个不光彩的绰号而闻名。面对不愿意合作的丈夫，妇女将堕胎作为一种避孕方法。当时的女权主义者意识到了这种父权制的状况。在具有基督教背景的西方背景下，女权主义者正在生育政治中为堕胎权而斗争。但在这里，既然堕胎权已经被赋予，那么日本女性就有理由为母职而斗争。日本女权主义一直在捍卫作为文化遗产的母职，而我将在后面再谈母职的陷阱。第三，在历史上，日本的母职社会史研究表明，对儿童关注与关怀的增加导致了出生率的下降，而不是相反。把出生率的下降归咎于女性对孩子的厌恶是完全错误的，而应该把责任归咎于厌恶和敌视儿童的社会。大多数虐待儿童和母亲心理崩溃的案例都可以解释为“做母亲的压力”。在现代社会之前，照顾孩子从来都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日本女权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母性主义（maternalism）的特点。第一波女权主义中的杰出女权主义者平冢雷鸟（Hiratsuka Raiteu，1886-1971）对艾伦·凯（Ellen Key）这样的北欧母性女权主义者表达共情，而不是对夏绿蒂·柏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lman）这样被称为个人主义女权主义者的思想家表达共情。平冢雷鸟和与谢野晶子（Yosano Akiko，1878-1942）之间围绕母职的辩论让母性主义脱颖而出。平冢雷鸟批评与谢野晶子，与谢野晶子认为，母职是一个私人问题。相反，平冢雷鸟坚持认为，女性既有权做母亲，也有权获得公共支持，这绝不是“依赖国家”。这与美国女权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80年代，当儿童保育首次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时，一些妇女提出了在岗育儿（on-site childcare）的想法。但在这种情况下，从工作女性身上受益的是公司，而且儿童保育设施不是为儿童准备的，而是为工作者准备的。从根本上说，儿童保育是一项就业政策，而不是一项家庭政策。一旦儿童保育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它就必须有意识地考虑成本绩效。然而，保育工作并不遵循市场中生产力的逻辑。美国的纳税人不会同意在“没有孩子的人”和“有孩子的人”之间重新分配收入，因为家庭问题完全被看作是私人问题。因此，在家庭政策方面，美国已经成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呼吁建立一种“牛仔民主制”（Cowboy Democracy），要求每个人都要独立。日本妇女运动在整个50年代的成功换来了大量的公共托儿所，并保障了女性做母亲的权利。在不断增长的经济中，它能够将妇女的就业成本从私营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最终受益的不只是女性工作者，日本企业也从中受益。公共托儿所在许多方面都被证明是一个好的选择，它使托儿设施不受成本和效益逻辑的影响，使女性有工作调动的自由，因为她们不依赖在岗育儿，并能控制工作时间，毕竟育儿的大权不掌握在雇主手中。全国上下一致认为，母职是公共问题，这使得女性有机会获得大量的儿童保育服务，而正是妇女运动促成了这一共识。另一方面，公共母职的概念本身限制了日本女权主义。平冢雷鸟认为，女性有权要求公共支持照顾孩子，因为孩子不是私人物品，而是公共物品。她的思想延伸到了优生学，因为她提出，没有资格做母亲的女性不应该生孩子。高群逸枝（Takamure Itsue，1894-1964）是战前日本最伟大的女权主义思想家之一，自称是平冢雷鸟的继承人。她提出了“母亲自我”（mother self）的公共概念，根据这一概念，妇女可以跳出个人自我的有限概念。不过，高群逸枝狂热地支持战争。与日本妇女选举权运动的伟大领袖市川房枝（Ichikawa Fusae）一道，平冢雷鸟和高群逸枝在战争期间支持极端民族主义政权，因为她们们陷入了一种观念，认为妇女的权利可以通过妇女对国家的贡献来实现。20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一场自我反思的妇女历史运动，努力回顾女性的过去，不仅是作为被动的受害者，而且是作为历史的主动者。女性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是有罪的，她们既是精英阶层中的女权主义领袖，也是积极支持战争的平民。作为该运动的一部分，独立历史学家加纳实纪代（Kano Mikiyo）创造了“战场背后的妇女史”这一说法，并试图追踪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参与战争的方式。历史学家村上信彦（Nobuhiko Murakami）指出，战争为这些女性提供了一个公共活动的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很喜欢。纵观法西斯的过去，日本的妇女史与德国的妇女史有很多共同之处，可以参见克劳迪娅·库恩兹（Claudia Koonz）的著作《祖国的母亲们》（Mothers in the Fatherland）。意大利妇女史的最新研究也表明，女性在战争中的负有同样的责任。然而，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对前盟国女权主义进行比较研究。女权主义的民族主义陷阱并不只属于法西斯国家，也不只属于过去。在许多国家，女性仍然需要通过对国家做出贡献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这导致了一种情况——在国家利益的冲突中，女权主义者被国界分割。例如，在前南斯拉夫，我的一个女权主义朋友最近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国家解体后，她的许多朋友开始说：“我首先是克罗地亚人，然后我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美国，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在海湾战争期间做出的决定让我们感到震惊。该组织支持女兵以“平等”的名义参加战斗，主张为国家而牺牲。全国妇女组织并没有质疑国家正在行使的暴力。女权主义如何能够超越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女权主义者对避孕的态度也很不同。正如我前文提到，日本女权主义者要求做母亲的权利，而不是堕胎的权利，哪怕在现有的堕胎权受到攻击的时候。人口学研究表明，出生率的下降与堕胎的法律规定无关，也与避孕技术无关。意大利的出生率早在1976年该国堕胎合法化之前就开始下降了。无论采取何种避孕措施，日本的出生率都在下降。然而，保守派认为堕胎和避孕的法律规定会影响出生率。这完全不对。70年代初，当堕胎权受到威胁时，厚生劳动省反对将避孕药引入日本市场。它关心的不是妇女的健康，而是妇女的美德。避孕药的副作用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当时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团体要求合法获得避孕药。与这个团体有关的一些女性在自己的身体上做实验。她们得出结论，避孕药对妇女的健康没有好处。1987年，妇女解放运动结束十五年后，避孕问题再次作为政治问题被提出，一群妇女发表声明，说“我们不敢吃药”。她们的立场反映了对生态和妇女健康的关注，特别是女性的身体正被用来测试生殖技术。由于没有女权主义者游说支持避孕药，因此日本仍然是一个很难获得避孕药的国家，这在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很不寻常。同时，那些曾经坚定支持避孕药的女权主义者，如今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避孕药的拒绝在这个艾滋病的时代起着积极作用。安全套成为最常用的避孕工具，所以几乎没有必要鼓励大家多用安全套。没有百分百安全的避孕工具，避孕药也不例外。生殖技术的发展带有男性偏见，而且总是危及女性的身体。强烈的女权主义意识和对女性健康的生态关注为当前的生殖技术带来了批评，但尽管如此，每名女性仍然不得不面对避孕工具的选择。在这方面，日本女权主义对于保持女性的性欲比人为控制女性的身体更感兴趣。日本女权主义也在性理论领域为全球女权主义思想做出贡献。目前，日本女同性恋者正试图重新定义除性行为之外的亲密关系。日本的历史对同性恋是宽容的，在日本，身为女同性恋者更容易找到一个文化定位，并在一个性别隔离的社会中生存，这不像在基督教化的欧洲。最近，日本出现了家庭多样化的趋势。在这些趋势中，单身母亲的集体住房正在变得流行。这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随着离婚率的上升，单身母亲的数量比以前多。第二，如果孩子的保育得不到支持，那么单身母亲的生活很难独自为继。第三，她们不愿意再婚，因为她们已经经历过婚姻的失望。因此，单身母亲认为与另一名单身母亲合住更方便。仇视同性恋的社会会认为她们是女同性恋者，但日本社会接受这种类型的妇女家庭，没有任何怀疑，女性可以舒适地生活在一起，不会有社会污名。即使她们是真正的女同性恋者，在一个性别隔离的社会中，她们也可以不被注意，因为人们认为与其他同性在一起是自然的事。西方女权主义者寻找姐妹情谊（sisterhood），并为在历史上发现女性空间和文化感到兴奋不已，这是日本女性已经有了的东西。1974年，人类学家米歇尔·罗萨多（Michelle Rosaldo）认为，女性的自主权（autonomy）是性别隔离的一个积极方面，但当性别隔离将妇女排除在权力和资源领域之外时，它也会产生消极作用。日本妇女，尤其是家庭主妇，受益于性别隔离制度，这种制度巩固了妇女在社会中的自主空间，参考我自己从基层妇女网络对家庭主妇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得出的结论。裕子（Kakefuda Yuko）是第一位在1992年公开出柜的日本女同性恋者，她将她的性向定位为与其他女性的亲密关系。裕子为女同性恋者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声音，她们在日本大多是沉默的。她指出了直女和女同性恋之间亲密关系的可连接性，这个概念听起来与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的“女同性恋连续体”（lesbian continuum）非常相似。我并不是要谈论日本女权主义的文化独特性，而是谈论这种文化和所有文化中女权主义的多样性。这意味着把美国女权主义也放在它自己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中。日本的女权主义和美国的女权主义一样都受文化约束。在母性主义方面，日本的女权主义与欧洲的女权主义有很多共同之处（尽管也有文化差异）。在欧洲国家内部，母职的概念在其社会历史语境中各不相同，每个国家的女权主义者都是受自己的文化资源所驱使。意大利女权主义者依赖母性主义，法国女权主义者并不质疑公共母职的概念，瑞典女权主义者甚至用“国家女权主义”（state feminism）这个词来描述他们的体制。然而，我意识到了文化相对论和多元文化主义的风险。我想在这里提出，我们讨论的不是某种女权主义，而是各种各样的女权主义，因此，我们需要开辟了一条我们之间对话的道路。这不仅对理解差异很重要，而且对确定共同问题以成为女权主义者（而不是“国际主义者”）也很重要，它关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伸阅读】